没有正确行为规则，智慧城市将渐行渐远

    “现在很多人说时髦了，把城市建筑叫面子，基础设施是里子。通过十年的努力，中国人开始关注城市的里子，但是我有一个更大的担心，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做，我们会把里子当做面子来做，如果真那样的话，可能是更大的悲哀。而且，没有一个好的真正的行为规则和方式，大家理想当中都认为的好的城市不是渐行渐近，而是渐行渐远。” 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春成7月22日在“新都市圈生态与未来城市峰会”上作出表示。

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 刘春成

    刘春成指出，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支撑系统，就像骨骼，神经脉络，现在很多人亚健康，腿疼，胳膊疼，我们说怨腿，怨胳膊，有三点不好：第一不严肃，第二人生观不对，第三，不道德。所以我觉得考虑城市基础设施一定要从道德层面看，所有的事情是有渊源的。

    他表示，城市会生会长、会死，基础设施也会。基础设施像我们的血管和肌肉，如果你为了快长吃了很多的激素，像现在喂猪、喂鸡就是这样的，个很大，可是普遍的问题是血压高、血糖高，基础设施也是这样的。由此来说，基础设施一定是有容量的。但越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就越应该有弹性。一个健康的人一天吃半斤糖没有关系，三天不吃糖也没有关系。一个不健康的人就达不到，这就是基础设施对城市起的作用，一个好的城市不能因为一场暴雨就洪涝了，我是不是可以做好被淹的准备？像人一样，我就是要把自己锻炼得血压极正常，身高极标准，脂肪含量特别准，这本身是不现实的，可能弹性这个问题极其重要。特别是这些年以后，因为我们过去我们觉得路不够、电不够，网络不够，但现在发现越发不够，因为这会崩盘，崩盘的结果是比原来还要差。

    刘春成认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一定是以大都市为引领的城市圈，这是由我们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因为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可用来建城的土地不多，但我们需要安置的人很多。目前所谓国际上流行的城市化的标准，在中国来都要降级，他们的小城市在我们这儿就是镇，他们的中等城市在我们这儿顶多算县城，他们的大城市在我们这儿来四线城市都算不上，因为城市最基本是要算人数的。

    以下为刘春成发言实录：

    杨中旭：各位朋友上午好！很荣幸主持这个环节，两位嘉宾都是在智慧城市领域有着极深研究的专家，刘市长本身也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拥有博士学位。我们讲未来城市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智慧城市，应该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我们的主题是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可以看到，大家感受到城市里面有基础设施，比如说半个月以前发生在武汉的内涝的事情，发现城市的基础设施是有不足的、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想请二位专家来给我们谈一下他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先有请刘市长。

    刘春成：刚刚过去的几天，老天爷给了一次面试。过去的几年，城市本来是很朴实的地方，很多专家喜欢创作一些热词，最大的热词就是“海绵城市”。过去这两天让大家知道，城市和人一样，城市是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除了人之外最复杂的系统，创造它非常容易，就像生孩子一样，一男一女在一起，不管高兴不高兴，生个孩子挺正常，生出来之后也很简单，要不出差错，鼻子像爸爸，耳朵像妈妈，笑起来像两个人，很容易。但是一哭爹妈吓坏了，上幼儿园，上小学开始叛逆了，十来岁，原来怕早恋，现在不怕了，怕找一样的回家。城市也是一样，地铁不够了修地铁，电线不够拉电线，刚才听了冯总讲，非常的有见地，就像当年我在CBD给冯总服务也是一样的，到今天，大家觉得不够就加，不够再加，但是复杂性增加之后我们觉得很无奈。出了毛病怨他，我们老说孩子不争气，我们往往把孩子的优点要么归给父母，孩子的缺点都归给孩子，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城市是人创造的，毛病一定不是城市本身，是建造城市，使用城市的人。城市本身容易捱埋怨，其中最容易捱埋怨的是基础设施，我写了一个书《城市的系统论》，我说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支撑系统，就像骨骼，神经脉络，现在很多人亚健康，腿疼，胳膊疼，我们说怨腿，怨胳膊，有三点不好：第一不严肃，第二人生观不对，第三，不道德。所以我觉得考虑城市基础设施一定要从道德层面看，所有的事情是有渊源的。现在很多人说时髦了，把城市建筑叫面子，基础设施是里子，2012年央视有一个节目，也是下一次大雨，做了一期关于城市的纪录片，当时准备长期拍，后来拍不动了，大家觉得没有绯闻吸引眼球，没有拍下去。最后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大家讲管廊，城市设施，不一样的故宫，不一样的青岛。我最高兴的是通过十年的努力，中国人开始关注城市的里子，但是我有一个更大的担心，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做，我们会把里子当做面子来做，如果真那样的话，可能是更大的悲哀。

    就像冯总讲的，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真正的行为规则和方式，大家理想当中都认为的好的城市不是渐行渐近，而是渐行渐远。

    杨中旭：贵阳市数据共享是常态，不共享、不公开是例外，我们相信作为贵阳的副市长一定还有关于信息孤岛的事情跟我们分享，有请刘市长。

    刘春成：好的，通知我来之前是让我讨论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郑博士是大专家，一下子直接讲到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最底层。就像所有的基础设施一样，我们传统的基础设施无外乎都是水泥和钢筋，搞到最后是电缆、PVC、粗点、细点、大点、小点，一个未来的基础设施是和未来相关的基础设施，它的顶层一定是数据，所以刚才讲到了，你说信息共享是常态，不共享是例外，确实我们是这样定的。但在这之前我们基于对于数据的另外一种认识，按照贵阳这两年创造的跨数据的（平台），三里屯一带发改委、工商、税务、统计，大量的数据都是纵向的，它们之间通不了，这一点像什么？我觉得有一点像盖房子、像盖大楼，其实房子盖起来牢固不牢固要看承重的柱子，这个柱子多高决定楼的高度，可是如果我们只有很多的柱子，那就是水泥的森林或者是石林、水泥林，那和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和鸟有关系，但和人、功能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们在5米、5米、8米搭上一层板，搭3米可以住人，5米可以搞商业，8米可以搞电影院。这说明了柱子和平面之间的关系，数据也是这样的，我们大量的数据最典型的是公安，就是基于人为中心的数据，再一个是基于法人的数据，这些数据不是没有，但它为什么觉得和个人关联不大，缺少这样一个平面。人不是纵向活着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若干的数据发生关系，所以提出要跨数据。

    什么是跨数据，所谓的跨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当你在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和哪些数据会发生关系？你应该怎么共享？我在马路上红绿灯信号、发不发水？有没有暴雨？我来北京要提前看北京的天气预报，但我没有必要看石家庄的。同样的天气预报的信息，我不需要关注它的，我在北京住在贵阳做公司，我要了解贵阳这么多年的税收的习惯，虽然是国家的法规可是执法的方式和征收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就没有必要去关注上海的。特别是我只是一个开饺子馆的、开米粉店的不需要关注，这些数据和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认为数据有条数据和块数据。

    第二，即使是在用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去年搞第一届数博会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会搞成功？我说我们守住了道德底线，其实去年大量想搞大数据，他们都讲大数据的机遇、大数据的时代，大数据的空间，我们提出的主题是“大数据的安全与发展”。这在一个产业会把自己的制约放在前面，这在全世界是第一个，也是因为这样我们能迅速地达成大家在认识上的统一。我们第一叫做数字化的阶段，也就是说以往靠文字、靠图像分散记录的信息，非结构化信息，逐步都能合作化，这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数据完全打开了么？并不是，你有用我想查我的合作伙伴的情况，有做净值调查的，有做公证的。这样一个阶段叫自流程阶段，会按照社会规则和行为规则。包括现在在贵阳在建大数据的功能实验区，这就给了一个先行先试的权力，但我们也很注意很珍惜。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种方式叫契约式的数据提供。立法的根本是契约，这种涉及到公众的信息大家要做脱敏和清洗，你要使用就需要讲信用，你需要做出和反馈社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目前在尝试，保证现在的无人车、智能的应用，以及做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不是说把所有的数据都给你，而是说你需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理想很美好，但如果在达到理想的过程中不能搭建一个台阶，很可能要么是到沟里，要么是柱子太高上不去，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柱子和理想，我们在一层一层地搭建起逻辑的路径和方法，这样做就会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好，当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杨中旭：谢谢刘市长，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尤其在最近的5、6年间深刻地感受到了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给我们城市居民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的便利。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因此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个界限？刚才二位其实已经谈到了和隐私之间的关系，但它的总量是否有一个度？我们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人的关系以及城市的关系，究竟要多少才够？还是说远远没有尽头？另外在搭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具有一些弹性？

    刘春成：这也是一个非常专业，实话实说也是这些年来专业讨论的一个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城市要考虑基础设施，特别是信息大爆炸以后，应该有一个度，似乎大家觉得越多越好。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用传统的物理和化学的方法来看，城市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和人一样，如果单纯用技术说会非常专业，用人打一个比方比较容易。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非常快，今天在座的有差不多两代人。我们第一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你只要敢给我好吃的，我们就可以吃下去，我们希望有更多好吃的。但短短的20年过去，我周围的兄长甚至是比我小的人面临着一个问题，你原来最想吃、最能吃的东西是要你命的东西，原来我们最爱吃鲍鱼很多人中风了，很多人最爱喝啤酒，现在喝的尿酸不行了。其实城市是这样的，在成长阶段和饥饿时期，在经济短缺的时代，我们的设施是严重的总量不足的，那时候我们不仅要补基础设施的品种，还要补它的容量。但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一个城市和人一样，你的基本的自然天赋，比如说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在这个位置老天爷给你的水，老天爷给你的土地有陷阱，像我们人一样，这些年我在讲城市的基因，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有长一米八的有一米六的有长两米的，这来自于谁？和自己后天锻炼不锻炼不一样，90%决定了基因，城市也是这样的。一个城市越是智慧，越是发达时代回头看，这个城市是从哪来的？我们很多人认为城市是长生不老的，其实不是的，城市已经6000多年的历史了，谁能找出一个2000多岁的城市，那这说起码很多的城市死掉了。人年轻的时候都觉得长生不老，可是到四五十岁发现人生苦短。城市会生会长、会死，基础设施也会。基础设施像我们的血管和肌肉，如果你为了快长吃了很多的激素，像现在喂猪、喂鸡就是这样的，个很大，可是普遍的问题是血压高、血糖高，基础设施也是这样的。由此来说，基础设施一定是有容量的。但越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就越应该有弹性。一个健康的人一天吃半斤糖没有关系，三天不吃糖也没有关系。一个不健康的人就达不到，这就是基础设施对城市起的作用，一个好的城市不能因为一场暴雨就洪涝了，我是不是可以做好被淹的准备？像人一样，我就是要把自己锻炼得血压极正常，身高极标准，脂肪含量特别准，这本身是不现实的，可能弹性这个问题极其重要。特别是这些年以后，因为我们过去我们觉得路不够、电不够，网络不够，但现在发现越发不够，因为这会崩盘，崩盘的结果是比原来还要差。

    我前天回家特别说我特别幸运，前天下大雨我家里人都是爬楼梯上楼的，他们也希望我这样爬，结果我回家以后电梯修好了。所以我觉得基础设施的弹性真的很重要，这个问题确实很大，需要慢慢研究。

    杨中旭：我们今天未来城市的主题是新都市圈生态，早上李铁主任有非常精彩的演讲，对国际特大城市圈做了比较，我们围绕特大都市圈中小城市的建设下是有明显不足的地方，我们围绕特大都市圈中的中小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是否反而能起到后发优势的作用？这中间是不是还有体制上的问题需要解决？

    刘春成：因为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大的体制上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一定是以大都市为引领的城市圈，这是由我们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因为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可用来建城的土地不多，但我们需要安置的人很多。目前所谓国际上流行的城市化的标准，在中国来都要降级，他们的小城市在我们这儿就是镇，他们的中等城市在我们这儿顶多算县城，他们的大城市在我们这儿来四线城市都算不上，因为城市最基本是要算人数的。如此来讲，在中国出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都市圈这不是一个理想，它已经是一个现实。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如果大家坐晚上的航班从广东飞辽宁，你就会沿着我们的海岸线从难向北走，要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20多前就经常从深圳飞，很快就黑了，慢慢就亮了。现在飞的话，我觉得只有两个字就是“震撼”，因为我一直是在灯光上面飞的。中国已经，而不是说即将，建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都市圈，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让圈里的功能匹配一些。其实我们已经不小心长到了1.9米的个子了，虽然我们只有14岁、15，我们不说话的时候可能跟成年人很像，可是一说话的时候很幼稚。我们需要不断地通过体制，不断地通过技术能力来进行贡献。但问题很大的关键是，现在大量的人依然以为我们建超大城市，以及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还是明天的事、是未来的事，我觉得这很可怕。我们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我们现在需要像控制孩子一样控制自己的血压，控制它过于肥胖。其实刚才讲到弹性，我们过去瘦得不得了，叫“东亚病夫”，需要吃得壮一点，女孩子不够丰满，男孩子不够壮，我们现在都够了只是长的位置不太对，脂肪的含量不太对，我们尺寸不大对，所以我觉得要面对现实之后就需要专家来想办法。现在最可怕的是战略上误判，以为我们战略上不够多，以为我们没有建成，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状况了，全世界研究城市只有研究中国，首尔不在话下。如果勉强东亚还有可以讨论的，东京算是一个，剩下的不在话下，香港很大么？只有600多万，在河北、京津冀地区找这样的城市比比皆是，还有么？纽约？纽约那么大的地方真正才有几个人？或者是巴黎？伦敦？都不在话下，真正的城市就在中国，我们已经长得很大了，可是够不够美？空间无限。但前提是我们战略上必须要承认我们就是第一了，第二我们的问题不要再去向老师学了，我们的老师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的老师没有长那么大的个，我们的老师没有吃过我们那么多含有激素的食品，他们的肠胃没有经过我们这样的锻炼，所以他们提的建议没有用。所以我们自己学一部分，创造一部分，我认为这是未来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的都市圈必须要学的，不要再拿西方的东西来套用。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